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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中您提到中國革命中存在著一種意識形態的

2019-01-05 19:06:02 訪談183℃

  ]那些在過去四分之三個世紀中在劍橋學習和研究政治思想的人們有一個共識。他們認識到政治理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由一個活生生的、思考著、感受著的人寫出來的,基于作者自身生活的最深層的原因。

  編者按:約翰鄧恩(John Dunn)是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榮休教授。20世紀70年代以來,與劍橋大學有關聯的三位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約翰鄧恩、昆廷斯金納(現任教于倫敦大學女王學院)和約翰 波考克(現任教于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政治思想研究中發展出一種重視歷史和語境的研究方法,在學術界被稱為思想史研究的“歷史路徑”(historical approach)或者“語境主義”(contextualism)。斯金納、鄧恩和波考克三位學者分別在不同的學術主題中倡導這一研究方法。斯金納主攻霍布斯,鄧恩專注于洛克,波考克對馬基雅維利研究頗有建樹,三位學者在學術界被稱為劍橋學派的“三劍客”。鄧恩教授作為當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對洛克研究之外的其他研究主題也有深入的研究和見解,例如,20世紀的革命、西方民主理論的思想歷程、政治義務,等等,同時他還是一位對中國以及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懷有深刻感情的西方學者。李石是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的副教授,研究領域為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學,對自由、平等和正義等政治觀念有深入研究。李石于2016年9 月至2017 年8 月在劍橋大學訪學,其間與鄧恩教授就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相關問題有多次交談。本文原載于《政治思想史》2017年第2期。

  約翰鄧恩教授: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榮休教授、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劍橋學派重要代表人物。

  李石博士:您的學術寫作是從洛克開始的,是什么激發了您對洛克的興趣?您在選擇研究論題時是否受到什么大思想家的啟發?

  鄧恩教授:我并非特別地受到什么人的啟發而選擇洛克作為學術生涯的起點。實際上,我開始研究洛克是很偶然的。當我是本科生的時候,我還沒有這個想法。最初,我的博士論文打算以18世紀的蘇格蘭哲學家、歷史學家休謨為題,想要研究休謨對于政治義務的思考。我后來轉向洛克,是因為在我本科階段的最后一年(當時昆汀斯金納和我都是本科生),歷史系鄧肯福布斯(Duncan Forbes)教授了一門非常有趣的課程。他是我遇見的老師里真正值得崇拜的一位學者,他實際上影響了我對研究論題的選擇。當然,他非常睿智。我想跟隨他做休謨研究,因為他對休謨懷有極大的熱情。他尤其熱愛休謨。我對休謨很感興趣,休謨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人物:一個你一旦對他感興趣就會一直感興趣的人物。但是,鄧肯教授當時并非真的想要一個博士生和他一起做休謨,因為他自己正在研究休謨。他是一個非常焦慮的人。研究休謨真的是他生命中至上的事業。他不喜歡有另一個人緊挨著他做同樣的研究。他真的不想這樣。所以他勸說系里另一位老師皮特拉斯萊特(Peter Laslett)帶我做研究。當時,拉斯萊特教授正在編輯洛克的《政府論兩篇》。他編輯的這個版本在學術界反響很大。他做出了一些重大的歷史發現,這些發現對于如何理解洛克的政治思想意義重大。他說,如果我能研究洛克政治思想在18世紀的英國、法國以及北美所產生的影響,將是一個很好的選題。例如考察:洛克思想在法國和美國所引發了革命,而在英國卻沒有導致革命,這都是很好的研究論題。

  我的研究從上述這些真正有趣的論題開始,接著我申請到去美國哈弗大學訪問一年半的獎學金。我在美國期間,對洛克思想在美國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寫了很長的研究論文。其中一部分是關于洛克的著作在英國的遭遇,這一部分在我返回英國后不久形成了一本書。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我堅稱,在18世紀的美國,并沒有多少人學習了洛克的《政府論兩篇》。在北美殖民地上,當革命的槍聲打響的時候,只有很少的人手里有洛克的書。這本書只因其中的一個論證而具有影響力,這就是洛克在1680年代論述的稅收與代表之間的關系,這一論述正好可以用來為北美對英國政府的反抗辯護(這可能并不是洛克本人會贊同的用法)。人們在1760年代如此應用洛克的理論之后,確實開始頻繁引用相應的段落。但是,他們引用此書的原因畢竟只是因為洛克說了正確的線世紀最著名的思想家。 實際上,與其政治學著作相比,洛克的純哲學著作在美國各大學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得到了更廣泛地閱讀和研究。

  在我去美國之前,基于我第一年的研究,我寫了一篇關于洛克的文章,這也是我博士論文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是關于洛克自己的:關于他如何思考政治以及為何如此思考。當我從美國回來時,我想我并不真正想將我在美國做的研究報告作為博士論文。那時,我在劍橋大學已經有了一份教職。當時在大學里一旦你已經獲得一份教職,就并不一定必須得有博士文憑。而且,我認為我看到了關于洛克本人最重要的東西。我覺得再把我在美國的研究成果寫出來有點愚蠢,因為那僅僅是一個否定性的結論,總地來說是無趣的。我想,最終的論文應該是一篇嚴肅的真正有趣的東西。相反,我認為我對于洛克本人的認識是真正重要的。當時,我和斯金納很緊密地在一起工作,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觀點,那就是如果你想真正理解一個過去的偉大思想家,你就需要知道他是誰,他周圍正發生著什么,他關心什么,以及他為什么關心。你需要理解他正在做什么。

  李石博士:這是否就是您和斯金納教授共同倡導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歷史路徑”?您能把這一研究方法解釋地再清楚一些嗎?您認為這一研究方法的提出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嗎?

  鄧恩教授:從本質上來說,那些在過去四分之三個世紀中在劍橋學習和研究政治思想的人們有一個簡單的共識。所有這些人,從邁克爾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皮特拉斯萊特(PeterLaslett)、鄧肯福布斯(Duncam Forbes)、約翰博考克(John Pocock)、斯金納以及我自己,到后來許多更年輕的歷史學者,以及許多目前在歐洲、北美、印度、日本或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很出名的學者,都會嚴肅地對待歷史。他們認識到政治理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由一個活生生的、思考著、感受著的人寫出來的,基于作者自身生活的最深層的原因。他們認識到每一個作品都是對于某種政治設置的政治的回應,是其作者在特定的智識生態中,以及智識資源中所做出的回應。他們認識到,要識別這些作者在作品中想要傳達的思想與理解他們所想的、他們為什么那樣想以及為什么那樣寫是分不開的。

  你可能會問,這有什么革命性?這難道不是最簡單的常識嗎?我相信拉斯萊特、鄧肯、博考克或者斯金納都會將其描繪成革命性的,但對于我自己來說,從未想到要將其描繪成革命性地。對于我來說,在那個年代,“革命性的”是一個分量非常重的形容詞,是一個超出日常政治學或日常理智生活之外的范疇。我與上述研究者的相同之處在于:推動這一常識,使其發揮作用,以及考察和顯示那些不尊重這一常識的我們的前輩和同輩作者的荒謬之處。我們希望能讓歷史中的政治思想復活,以恢復其存在時的力量。

  我相信,我們所有這些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這樣做,以使我們的政治判斷更加銳利,消除政治思想研究的惰性,不再自鳴得意,不再自說自話。(當然,老實說,我們還希望這一方法能對那些更加令人惱怒的我們的同輩研究者產生影響。)我們每個人對于各自社會的當下政治或者作為整體的世界政治的興趣各有不同,因此在應用這一方法時我們希望能使我們的判斷更加銳利。我和我的匈牙利朋友《貿易的嫉妒》(Jealousy of Trade)和《商業社會的政治》(Politics in CommercialSociety)兩本書的作者伊什特萬洪特(IstvanHont)可能更希望能通過這種努力改變其他人看待作為整體的世界政治的方式。但我們所有人,作為大學的一個組成部分,都將其看作是超過一個世紀的民族精英的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我們都相信政治判斷必須以歷史知識與歷史意識為基礎。如果將哲學看作是潛在地與此相左的,將是非常荒謬的。

  鄧恩教授:最后,我完成了成為我的第一本書的博士論文,但我知道將其作為博士論文提交,將是一件冒險的事情。因為它確實與其他人對于洛克的闡釋和評價非常不同。對我的博士論文的考核經歷了很長的時間,當時我將博士論文的稿件投給了劍橋大學出版社,看看他們是否愿意出版。如果出版的話,這本書將改變人們看待洛克的方式。后來確實是這樣,但當時我的那些觀點顯得非常古怪。我博士論文的考核者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分歧,我被要求重新做一份博士論文以獲得博士學位。我當時覺得重新寫一份博士論文非常可笑。在這期間,系里的教授們解決了他們之間的分歧,而我也準備去加納的大學支教一年,并且系統地開始對后殖民國家的研究。

  我從加納回來之后,開始我并沒覺得繼續思考洛克會很有趣。我認為洛克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是他自己時代的政治思想家,而我并不想花太多時間去思考他的時代。并不是說我認為我關于洛克的書的中心論點是錯誤的,恰恰相反,我書中最核心的洞察即是真正抓住了洛克自己是如何思考政治的。

  我前面提到過,當時斯金納和我很緊密地在一起工作。我們都非常反對人們研究某一政治思想家的文本的荒謬做法并不去考察這一文本為什么而寫,文本對作者自身意味著什么以及當作者在寫他們的作品時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我們努力在不同的研究方向踐行政治思想研究的“歷史路徑”,斯金納研究霍布斯,我研究洛克。

  從那以后,我看待洛克的方式有了很大的變化。不再關注他思考的根本條件,也不只關注他的結論,或者是他努力做出的論證,而是關注他所達到的政治洞見。不是所有政治思想家都能說出如此重要的話,能如此深入地理解政治。我認為洛克確實做到了。如果你仔細推敲他的思考,并且足夠敏銳,就能發現這一點。他的很多思索真的是令人豁然開朗。其中最具有啟發性的一個想法就是關于“信任”。對于洛克來說,“信任”絕對是根本性的:一個好的政治秩序必須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而這種信任必須是恰當的,也必須是應得的。這是一種非常深刻地思考政治的方式。

  鄧恩教授:我認為是。人們現在并不能準確地了解洛克;他們將他看作是一個人權理論家。但是他們根本不能確認他是哪一種人權理論家。他們不知道洛克關于人權的觀點基于他那個時代對于人的看法,并且依賴于特定的神學信仰框架。這一神學信仰框架在任何基督教或后基督教的人群中都沒有保留下來,更別說那些從未受到基督教影響的人們。這與人們今天考慮人權的方式非常不同。如果你接受洛克的假設,那么人類確實擁有權利。人類在比今天人們所思考的任何方式都要更強的意義上擁有人權。現在,人權是一種關于世界應該是怎樣的心愿。這樣的人權變成了一種很弱的政治概念。當然,在政治上這一概念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并不具有強大的政治推動力。洛克思考人權的方式植根于他自己的假設框架,而這一框架在當時是被廣泛接受的。在其歷史設定中,人權在當時是具有強大的政治推動力的。我的書論述的正是這個部分。我努力想表明,如果洛克的人權概念需要一個歷史設定,那么我們今天是得不到這樣的人權的,因為我們已經不像那個時代的人那樣看待世界了。我本人非常贊同我們今天思考和講述人權的方式,但我并不相信,存在著任何可以向其他人展示并要求他們也如此思考的普適性,更不用說要求其他人也這樣做,如果他們恰巧不愿意這樣做的話。

  李石博士:前面您提到洛克的政治思想和革命之間的關系。您是否也對關于革命的研究感興趣?

  鄧恩教授:那正是我三年之后接下來一本書的主題。我真的對當代政治的許多方面感興趣,對當代政治堅定有力的、真正有價值的徑路感興趣。我非常同情,非常同情某些版本的社會主義;但是,對于我的朋友所信奉的某些版本的社會主義,我卻很難相信。我對于許多信念持懷疑態度。在本科階段,我曾經有一個很親近的朋友,他是英國的某領導(曾經有過的最具政治魅力的領袖)的兒子。所以我熟知社會主義政治光譜中的眾多版本。那是在1960年代中期,我學院里的人們都在談論革命。我主管研究生和年青老師關于革命的論壇。與我一起組織這一論壇的學者是非常優秀的英國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一個名叫貝納爾(JD Bernal)的科學家(他當時對中國非常著迷)的兒子。我國王學院的同事馬丁貝納爾,是一個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思想的歷史學家。與他一起組織這一論壇非常有意思,那是一個令人激動的論壇,很多不錯的人。我們都熱衷于革命這一主題。在論壇結束的時候,我們于1968年7月在劍橋召開了一個小型學術會議,有許多著名學者從英國其他地方以及其他國家趕來參會:E.H.卡爾(E.H.Carr),研究俄羅斯革命的前沿歷史學家;馬斯費羅(Marc Ferro),重要的法國歷史學家,非常有能力的人;國王學院前院士、英國60年中最著名的左翼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Hobsbawm);還有研究土耳其、埃及、和古巴革命的著名學者。這些學者兩個月之后在巴黎又開了一次會。因此,我對革命進行了深入的思考。當我是一個本科生的時候,政治學還沒有作為一個專業在大學里招生。但十年之后,在1969年,大學里開始將其作為一個專業方向,但當時沒有多少老師能教授相關課程,其中一門課就是關于革命的課程,所以我就上了這門課,給學生們系統地講授關于革命的研究。

  李石博士:您的第二本書《現代革命》是否來自于您在劍橋大學所講授的這門課?

  鄧恩教授:我確實對革命有一些觀點,因為在那門課之后,我從1972年開始繼續講授了另一門關于革命的課程。那是關于如何理解革命,那是一門非常受歡迎的課。當時很多人都非常熱衷于研究革命。

  李石博士:我想您的書《現代革命》對中國讀者來說也非常有價值,有助于我們理解20世紀各個國家的革命,也有助于我們理解自己的歷史。在書中您提到中國革命中存在著一種意識形態的矛盾,那就是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之間的矛盾。您認為中國人民應如何應對這一矛盾呢?

  鄧恩教授:我認為這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仍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的根本想法是,馬克思主義是以一種非常獨特的形式被傳入中國的。那是一種具有很大的政治脆弱性以及在許多方面異于中國的形式。在思想傳播的過程中,馬克思的哲學失去了一部分的論證力量,但卻獲得了巨大了政治推動力。最終引發了植根于中國農民的大規模的民族主義的政治運動,這是之前任何政治理論都未能達到的。而它贏得了那場戰爭,并且,帶著這樣的勝利,它贏得了統治中國的機會和責任,從那時開始一直到現在。我想,在那個時候,發生了很多重大的事件,其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甚至是魔幻的令人震驚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歷史變革。然而,也正是如此巨大的政治變革使得中國需要一個更加連貫的治理的基礎。這能幫助人們獲得更好的政治判斷,并有助于將中國社會轉變為一個政治互信的社會。如果缺乏政治上的互信,那就將是一個基于恐懼而統治的社會,就像霍布斯的“利維坦”(以“利維坦”來考察人類社會總是一件有啟發的事情)。但實際上,霍布斯本人并不相信能夠通過恐懼而統治國家,他只是認為每一個政體都必須有能力在最后時刻保持威懾。我對中國的前途和命運確實非常關心,惟愿中國社會能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李石博士:感謝您對中國的關切。我想您對剛才提到的社會主義的政治理論也很關注,您曾寫過《社會主義的政治》一書。在這本書中您指出,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是超出權利平等的更寬范圍的平等。

  鄧恩教授:是的,那正是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我仍然認為這是考慮政治行動的正確途徑。要獲得一個好的政治社會意味著你在特定時刻和地點需要做特定的事情。然而,你必須通過贏得共識而這么做;你必須通過創造相互之間的政治信任而采取政治行動。而且,你必須使社會成為其所有成員的社會,而不僅僅是那些較幸運者的社會。這恰恰要求社會中經濟不平等的水平不能過高,因為,如果不平等水平太高,那么社會成員之間就一定會產生極大的不平等。我認為我們有很強的理由確認這一點,而這顯然是正確的。一個在財富和權力方面存在著巨大差距的社會不是一個好的社會。

  李石博士:我認為這與今天中的情況非常相關,這也是我自己的研究所關注的方向。在《解除民主的咒語》(Breaking Democracys Spell)一書中,您批評民主并不是一種理想的政府形式。您對于法治與民主之間的關系是如何考慮的呢?

  鄧恩教授:我認為這兩個概念都很有吸引力。法治的概念實際上有很大的吸引力。這是一個深受歡迎的具有魅力的概念,因為法治可以在很高程度上保證(當然這還取決于是哪種法)人們的安全。而我認為這對于每個人來說是壓倒一切的第一需要。我認為民主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每個人的安全。試想,美國人民非常狹隘地選舉川普(在與鄧恩教授做此訪談時美國大選進入白熱化階段,川普和希拉里的競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可以說鄧恩教授在這里做了一次成功的預測),從程序上來說,這是民主選舉的真的結果。但是,這對于美國人民的安全來說,將是極為糟糕的事情。為了避免這樣可笑而危險的結果,我們必須給民主加上特殊的條件。如果從美國的民主體系中確實產生這樣的結果,如果川普真的贏了,如果有足夠的美國人民青睞他而不是其他候選人。在美國的選舉規則之內,這就是民主的選擇。

  鄧恩教授:沒有民主,我們也很難達到法治。民主可以與法治共存。在法治的理念中,沒有必然與民主相矛盾的東西,也沒有必然會威脅到民主的東西。法治肯定是對于民主的限制,因為法治并不認為:僅僅因為51%想做什么,這么做就是對的。某一決定是否是對的還依賴于其他所有的相關事項。你需要確認這一點。法治的理念是一個良性的理念(benign idea),關涉如何能有前后一致的選擇,如何達到人際之間的安全,以及如何才能保證日常生活的基本條件。這一思想本身并不完全是一個民主的理念,而且,我認為法治肯定有利于社會中的所有人。

  鄧恩教授:此刻的政治改革也許很難,但我想說對于中國來說最要緊的是建立某種版本的法治。這不僅關系到每個人被對待的方式,還關系到整個經濟的發展是否能確實地起到好的作用。因為基本的經濟結構需要相應的政治結構,而法治的缺失將最終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中國經濟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背景都要求法治的建立。這理應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抱負。但我并不清楚如何才能達成這一抱負,這必須是中國本土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要解決的問題,基于中國現有的條件,來確定能做什么、允許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但我確信,正確的中國道路應該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發展道路。

  鄧恩教授:我認為對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來說,民主離人們較遠,而法治離人們更近。而且,如果中國能貫徹法治,那也會朝著民主的方向發展。但我并不認為,可以通過民主而建立法治。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民主是在某一時刻對于人民中的多數的投降。而當人們這么做的時候,不論作為其結果的法律是什么,人們都不可能在投降中感到安全。如果你思考一下革命,思考一個壞政體形成的血腥過程,沒有巨大的災難是不可能停止的。我對于革命的總的觀點是,革命潛藏著巨大的災變力量。它可能很容易地變得很糟糕。我并不認為對于防止這種破壞力量可以開出制度上的處方。我想一個運轉良好的結構會更容易民主化,而一個實際上不再需要緊密的內聚力的結構也更容易民主化。另外,如果我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我也會密切關注臺灣的民主化情況。

  李石博士:在您最新的作品中您提到了“全球政治思想”(global politicalthought)這一概念。您能把這一概念解釋得更清楚一些嗎?

  鄧恩教授:好的,我解釋一下我是怎么思考這一概念的。你可能會用“全球政治思想”這一概念指考慮全球政治的政治概念。而我并不是這個意思,我指的是每一個地方的特定的政治概念,而現在我們同時考慮所有這些與其特定地域相聯系的政治概念。最近,我認為出于兩方面的原因,這樣思考政治概念變得重要。首先,從歷史上來說今天各種政治思想之間的互動遠遠超越過去。而且,我認為這種超越過去的更多的互動正是今天所需要的。我頭腦里關注的是這樣一幅圖景,今天世界各地的政治思考就其外延和結果來說不再是局限于地方的。從某種設定的內部來思考某種政治思想的方式并不錯,但我認為這已不再是我們想要的方式。現在的世界大大地相互影響著,如果你認識到這一點,你必須承認在政治互動中有一片覆蓋整個世界的智識領域,而如何看待這一片領域是事關重大的。

  李石博士:您是否認為東西方政治思想之間仍然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您是否認為“全球政治思想”也應包含中國傳統政治思想?

  鄧恩教授:是的,我認為應該將世界各地的傳統政治思想都包括在內。因為,過去的所有思想來源都會通過我們,作用于我們。政治思想也一樣。顯然,中國政治思想是世界政治文明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鄧恩教授:我想我的好幾部著作對于思考政治的中國人來說都是相關的,因為我一直努力圍繞著如何建立政治責任這一挑戰組織我的思考,還有如何做出政治選擇,以及政治選擇如何能有效地發揮作用。如果你看看我幾十年來的作品,大多都是關于這幾個問題。我在過去25年中所寫的關于民主的作品是關于民主如何能有效地運作,而不造成巨大的損害。我一直努力展示那些相互關聯的可能性,以及它們之間如何作用。我最根本的興趣在于政治的因果性什么原因導致什么樣的政治。所以,我認為我的許多作品都值得思考政治的中國人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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